《失物招领处》专文推荐

＜导读＞守护心灵，远离邪恶／南方朔（新新闻发行人兼总主笔）

 　　如果说齐格飞‧蓝茨（Siegfried Lenz，1926-）的成名作《德语课》（一九六八年出版）是在替纳粹德国做精神驱魔，那么，他后期的这本《失物招领处》（二○○三年出版），就是在替今天的德国在走向多元文化主义过程时再度浮现的种族主义和青少年新纳粹，做出预备性的价值重建和对人生重新定义。

　　因此，《失物招领处》乃是一部杰出的「讽喻式」（Allegoric）的作品。他由德国联邦铁路局下属的后勤单位「失物招领处」为起点，从人们遗失在火车上的失物，来隐喻对象以及记忆的不可能被替代，也不可能被遗忘丢弃；而后，借着一个来自俄国巴什喀尔地区的数学研究访问学者拉古廷博士，以及一个来自奈及利亚的移民邮差乔所受到的言词和行为暴力，而将埋藏在许多德国人心里的种族主义，以及青少年新纳粹机车帮派的劣根性重新提起，认为只有德国每个小区里的小市民连手反击，才有可能让这种劣根性在无法被彻底遗忘中，逐渐的消失。

　　毕生都在借着小说创作来诊断德国人心灵状态的德国顶级作家蓝茨，这次借着《失物招领处》这部有趣的作品，再一次将他的关心转到了当代和未来。曾有人称赞蓝茨是德意志民族的「心灵守护者」，《失物招领处》再次证明了这个封号的当之无愧。

　　《失物招领处》的故事是在说一个二十四岁，家世显赫的青年亨利‧倪浮。他的祖父在市内开了家高档的瓷器店，他的叔叔则是铁路局区主任这一级的高级领导，但他却和当代许多追求自我恬淡生涯的青年一样，宁愿到铁路局下属的冷门机关「失物招领处」当一个不求升迁的小职员，以及打自己喜欢的曲棍球。他的这种个性，使他在小小的办公室里颇获人缘，而失物招领的工作，也让他对记忆、东西的失去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后，在一次寻找失主的过程里，他认识了一个来自俄罗斯巴什喀尔地区的数学访问学者拉古廷博士，使他对巴什喀尔人由好奇而欣赏理解，拉古廷博士也成了亨利‧倪浮姊弟的好友。但亨利‧倪浮租屋居住的地方，却有一群新纳粹机车帮派，不但亨利‧倪浮自己曾受过威胁，拉古廷博士也被他们认为是鞑靼人而施暴过。尤其是，拉古廷博士尽管深受同僚及学生尊敬，但在一次学生晚会时，却被一对恶劣的夫妇视为异族而当众奚落，拉古廷博士愤而离去，留下一张字条给亨利‧倪浮：「射中你的箭，可以拔出来，但言词却永远留在里头。」

 　　而就在亨利‧倪浮打听拉古廷博士下落时，他那个小区的邮差，个性温驯而小个子的奈及利亚移民乔，在送信时也被那群新纳粹机车帮凌辱，亨利‧倪浮怒而手持球杆主持正义，但却寡不敌众，就在他和乔陷入被围殴的危险之际，小区居民看不下去，站了出来，他们才免于一劫。但因居民的义愤，已可想见该机车帮在这个小区肆虐的时代已成了过去。《失物招领处》这种义愤观念，和蓝茨在一九六○年发表的另一名著《灯塔船》，可谓前后辉映，也反映出蓝茨一贯的主张，那就是面对邪恶而缄默，乃是共犯，只有齐心协力反击，才是唯一的有效方法。《灯塔船》的故事是说，有一艘灯塔船在执勤时，看到海面上有艘漂流的摩扥艇，因而将它救起，熟知该艇上的三个人原来是犯案在逃的凶人，这三人挟持了灯塔船，船员们为了如何制服匪徒而闹成一团，最后船长靠着他的智慧和牺牲的勇气，终于将暴徒制伏。

　　文学上的「讽喻」，乃是以「喻」为「讽」，意在弦外的表现方式。它主要是透过直接或间接，具有模拟性质的各种「喻」，而将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个具有反省或警示意涵的课题。而在《失物招领处》里，它所讽喻的，主要是一九九○年代后，尤其是两德统一后的情势。西德这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经济扩张的需要，大笔从非洲、阿拉伯世界，甚至南亚进口移民、外劳。但从一九八○年代经济渐趋停滞开始，由于青年就业逐渐困难，而结构性的失业率持续攀高。于是，排外的青少年新纳粹遂在各大城市兴起。这种新纳粹机车帮和光头帮，在法国、英国、奥地利、荷兰等皆同样严重。以「排外」和「恨」为主轴的种族暴力事件也趋于增多。及至两德统一，欧洲整合加速，另一波新的移民外劳则又从东欧和俄罗斯涌至，使得问题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更趋严峻，在德国走向晚期资本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此刻，这种反动式的发展，又再勾起人们对纳粹时代的恐怖记忆──当年的纳粹，就是靠着反犹种族主义的「仇恨政治学」而起家的。也正因对这种现象深以为忧，德国人文主义传统最深，小区警觉度最高的法兰克福市，遂出现了数十万市民，深夜秉烛游行，宣称誓死保卫移民权利，反对新纳粹的群众运动。

 　　也只有在这样的脉络下，人们始有可能理解蓝茨写作《失物招领处》的心情。他在此书里强调：异民族和人与人之间的遇合，不是控制下的偶然，也不是偶然中的必然，而是一种人与人的神秘牵连。为了尊重这种人际关系，人们遂更加需要以善意的好奇与理解和「他者」交往，摆脱过去那种以自我优越感为中心的种族刻板主义。在小说里，对来自巴什喀尔地区的拉古廷博士着墨甚多，也至为肯定，对奈及利亚裔的小邮差乔的善良和敬业，也至为推崇，这都显露出作者蓝茨对多元文化价值的肯定。

　　然而，蓝茨之所以会用「失物招领处」作为整个故事的背景，显然是要借着「失物」，而进入到「遗忘」这个课题。不该掉的东西会搞丢，那是一种把不该忘的的忘掉了。而「遗忘」已成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正因为「遗忘」、「健忘」，人们才会让过去的邪恶换了一个新面目而重新来临。把不该忘记的紧紧记住：并且要明白，只有善良并不足以抵御邪恶，善良还必须加上警戒之心和勇敢，才可让邪恶收敛。这乃是书中主角亨利‧倪浮的经验，也是作者的怀抱。作者借着这本小说，再一次向世人发出了叮咛。

 　　对于二次大战后的德语文学有理解的，都知道在小说创作上，乃是波尔（Heinrich Boll，1917-1985）、葛拉斯（Gunter Grass，1927-），以及蓝茨鼎足而三之局。二次大战后，由于纳粹战败，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债，整个德语文学遂形同进入了一个「纪元零年」（Nullpunkt）的处境。于是，战后伊始，最先是德语作家重新走回一九三○年代，紧接着又逃避到其它国家的文学中，如向美国的海明威、福克纳，法国的卡谬与沙特，以及意大利的莫拉维亚、巴维赛、维托瑞尼等人。在这种逃避的趋势下，由前辈作家瑞希特（Hans Werner Richter，1908-1993）以及安德希（Alfred Andersch，1914-1980）领衔，于一九四七年创设「四七文学社」（Gruppe 47）。「四七文学社」在创社之初，有着左翼、反威权、反政府和反政治的特色，认同前卫的文学理念。但因它蓄意逃避德国的现实，因而一度受人非议，在这种压力之下，它为了避免争议，像一九六四年的年会改在瑞典举行，一九六六年的年会则选在美国的普林斯顿举行。

　　然而，尽管「四七文学社」初创之际，有着蓄意逃避德国现实之意，但到了一九六○年代中期，那无法逃避的历史问题终究还是迎面而至。而作为这个社团成员之一的蓝茨在一九六八年所出版的成名之作《德语课》，则无疑的是这个文学社团的高峰之作。这部作品也是蓝茨本人终身写作的「定调」之作。

 　　《德语课》所写的故事，乃是纳粹时代一个画家被迫害的真实事件。在小说里则被重新处理，将它写成是个奉公而服从的优秀警察，奉行上级命令，而去迫害曾救过他性命的画家朋友。这部作品将「忠于职守」和「助纣为虐」的辨证关系，做出了罕有其匹的深刻讨论。在近代德国文学史上，有其里程碑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过去的人都习惯于一种简单化的思考，那就是把时代的巨大罪恶，归咎于少数人的邪恶。在第二次大战后的初期，人们也普遍遵循这样的解释模式。

　　而第一个把这个问题深刻化的，乃是德国犹裔女思想家，后来移民到美国的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1906-1975）于一九六三年所写的《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在这部经典之作里，鄂兰和所有当时人都不一样，她没有把希特勒的左右手艾克曼说成恶徒，而强调他其实是个尽忠职守、贯彻命令的好官僚。鄂兰的这部著作，把我们现在已熟悉的所谓「集体罪恶」、「共犯结构」等课题第一次写进了思想的日程表。而蓝茨则是第一个借着小说形式将它普及化的作家。踵继他们之后，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兰（Stanley Milgram，1933-1984）在一九六九年又借着《服从权威》一书，对这个问题作了更深刻的探讨与实验。这些都是近代思想研究上的重大进展，让人们对邪恶问题的机制、人的行为，以及如何抵御邪恶有了更多且更深刻的理解。也提示我们，对邪恶要有拒绝服从的道德勇气！

　　蓝茨在近代德语作家里独树一帜，他总是关心历史中的邪恶，如何在人们的服从、偏见、懈怠，以及健忘中悄无声息的到来。由于对人的脆弱知道得深，守护心灵遂成了他写作的志业。他主张文学应该为道德服务，强调文学的讽喻性。这样的文学观点，在文学的自恋与独白性格渐增的此刻，或许已有一点不合时宜。问题在于，文学的存在如果不能照亮人的心灵，这样的文学又有何意义？当我们读了《失物招领处》或许就会觉得，像蓝茨这样的作家如果能多一点，人们的心灵在被守护下能更加远离罪恶，或许才是更大的祝福吧！